中国精神 体会灾区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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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早上的阳光让任克强心情难得地轻松。从今年3月份进场施工以来，当地的好天气加起来还不到一个星期。
　　由于对红白镇潮湿多雨的气候特点估计不足，灾后重建工程的进度备受拖累，这让来自干燥北京的援建者们格外郁闷。
　　任克强说，很多施工管理人员去年年底就进驻红白镇了，大家都很想今年春节前完成工程，回北京过年，但这显然不太现实。为了赶进度，任克强手下的1000多名工人，都是24小时三班倒。
　　去年的大地震中，红白镇95%以上的建筑物倒塌，原有街道也破碎不堪。
　　在被地震摧毁的红白镇中心地带，记者看到两台高高的吊车矗立在泥泞的工地上，四周是深深的地基大坑，数百名工人正在里面忙碌。远道而来的北京城建承担了镇上的廉租房、红白小学（含幼儿园）、镇卫生院等八个单体工程以及镇里的路网和管网两个综合工程的重建任务。
　　任克强说，这些工程完成后，红白镇的重建主体工程就基本成型了，剩下的就是镇里居民重建自己的住房。他相信按照规划重建的红白镇会很漂亮。
　　天气只是让任克强头疼的其中一个原因。红白镇地处两山相夹的河谷地带，一条石亭江将短窄的河谷一分为二，这边是什邡的红白镇，另一边则是绵竹管辖的三江村。平地稀缺一直制约着红白镇的发展规模，地震之后，受灾严重的木瓜坪村村民整体迁移到镇上的板房区，与原来的居民挤住在一起，共有20xx多人。地少人多项目多，只能“一挪一建”，分区分批进行，无法全面铺开。
　　到目前为止，北京城建计划中的重建工程有一半还没有开工，全镇路网和管网的综合建设工程也有待启动。现在的重点是先建好学校，争取20xx年9月份开学时，镇上的学生们能在新教室里上课。
　　北京此次援建红白镇的预算资金超过1亿元，但施工现场一位不愿具名的援建方人士称，因为重建工程质量要求很高，看来还要追加几千万元。震前当地老百姓自己建的房子，地基大概只有六七十公分深，而且全是砖混结构，重建的房屋多是水泥钢筋的现浇框架结构，完全能抵抗8级地震。
　　“地震中红白镇死了那么多人，我们重建的房子质量一定要好才对得起良心。”廉租房建设工地上的工人张新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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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继续回忆还是努力淡忘？

　　“我现在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摆四副碗筷。”杨本金抹着眼泪，深深吸了一口气，呆呆地蹲在坟前不再言语。不远处，祭扫的人群越来越多，鞭炮声响彻山谷。
　　红白镇重建工地上一派紧张忙碌，而位于另一侧的板房区却显得格外安静。
　　“五一”当天，许多人离开了板房，到半山腰的坟地上祭扫地震中遇难的亲人。这一段山路只需要走上20分钟，但对村民们来说，这是一段生死相隔、充满思念与伤痛的漫长路途。
　　杨本金蹲在儿子王雪松的墓碑前，用纸巾一遍又一遍擦拭着墓碑，还有上面儿子笑容灿烂的照片。旁边是女儿王雪梅和侄女王丹的坟墓。杨本金点燃了带来的香蜡纸钱，一阵山风吹过，卷起燃烧的纸钱在坟地里四下飞舞。
　　在地震中，她的家人全部遇难。等身在外地的她翻山越岭赶回来时，丈夫和两个孩子已永远离她而去。
　　“我现在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摆四副碗筷。”杨本金抹着眼泪，深深吸了一口气，呆呆地蹲在坟前不再言语。不远处，祭扫的人群越来越多，鞭炮声响彻山谷。
　　在镇政府当公务员的徐正涛，也带着上高中的儿子来墓地看望自己遇难的妻子。儿子伏在坟前和妈妈喃喃地说着话，徐正涛站在一旁默默无语。他的博客上一直挂着一句话：曾对自己说，闲暇时不再忆妻，让时间冲淡思念。
　　有人依然沉浸在沉重的回忆中，也有人选择渐渐忘却刻骨的悲伤。但无论如何，对于红白镇的幸存者来说，内心的反复挣扎外人未必能体会。
　　14岁的女儿杨静离去后大半年，38岁的红白村（镇政府所在地）村民马虹又怀上了孩子。回忆当时的情形，马虹和丈夫神情看上去十分平静。
　　“最难过的时候已经过去了，那会好几天都不吃不喝。”马虹一边在板房前做晚饭，一边摸摸自己日渐隆起的肚子说，“也许还是个女孩儿。”对于他们夫妻二人来说，经历最初的伤痛之后，生活依旧要继续。也许只有好好过日子，才算对得起女儿。
　　马虹和丈夫以前一直在甘肃打工，灾后赶回家，到现在一直没有再出去。本来就不多的积蓄渐渐用尽，她和丈夫商量，准备在镇里开一个锅盔（馅饼）摊。即将到来的新宝宝，还有马上要重建的房子是眼下他们更关心的事情，这要用很多钱，必须想想法子。
基层：“疯了”的村文书

　　一位受访干部私下无奈地表示，农村灾后重建的复杂程度，比城市重建大十倍啊，尤其是随着重建过程推进，很多深层次问题和矛盾都逐渐暴露出来了。
　　最近红白镇人私下说得最多、在外人面前又十分忌讳的话题，是已经58岁、在红白村做了xx年村文书的刘跃秀“疯了”。
　　刘跃秀“疯了”的过程，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一个流传最广的版本是，今年4月下旬某一个深夜，刘跃秀突然在自己家的板房里大声叫嚷，捶胸顿足。匆匆赶来的镇干部和家人将她强行按住，天亮后送到了德阳市医院。有知情的村民说，医院检查的结果是，老文书患了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一时间，这个消息传遍了小镇板房区的各个角落。
　　虽然刘跃秀“疯了”的过程说法不一，但对其“发疯”的原因却没有太大争议：她是让村里重建中巨大的工作压力压垮的。
　　红白村干部数量本来就不多，多年来刘跃秀一人身兼数职，经常是民政、老龄、残疾人、教育工作一手抓。调节村民之间的矛盾，也是她平日最操心的事，不料地震之后，她自己也跟部分红白村村民产生了难以解决的矛盾，最直接的导火线，是村干部们公认“费力不讨好且很容易得罪人”的救灾补助发放问题。
　　地震发生后，按照政策规定，灾区每户村民要按家中登记的人头数，领取救灾补助及享受其他优惠政策。但红白村情况很复杂：一些人震前就迁到外地居住，但户口仍留在村里，他们的居住地很多并未受灾，另外一些人长期住在本村，户口却并没迁入（比如嫁入本村的外地姑娘）。
　　发放救灾补助时，上面两批村民都找到刘跃秀，各执一词，有时还闹得很凶。据一位村干部说，刘跃秀觉得非常委屈，在“发疯”之前，好长一段时间都待在自家的板房里，不敢轻易出门。
　　但也有村民不认可刘“委屈”的说法，指责她“做事不公平，对自家有私心”。一位村民称，刘跃秀将自己一家数口人分成两个户头，这样就能领双份救灾补助，正因为如此，一些没有领到补助的人才愤而群起围攻她。
　　有村干部抱怨村民太看重自己的利益，追求所谓“绝对的公平”。这位干部曾亲身经历过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救灾物资中的方便面，有一部分是袋装，一部分是桶装，桶装的面要比袋装的大一些，就为了谁要桶装，谁要袋装，村民们都找村干部吵得不可开交。最终，镇里只能决定用抓阄的方式进行分配。
　　“能称斤两的，全部过秤均分，不能过秤均分的，就要抓阄，不然老百姓就闹。这种情形不仅仅出现在红白，很多农村灾区都这样。”这位干部苦笑着说，“老百姓一不满意，就认为是当官的搞腐败，可我们也受了灾，也有家破人亡的。”
　　一袋方便面的发放尚且如此，刘跃秀所负责的灾后补助发放，更是高度敏感、极易引发争议的工作，处境可想而知。
　　据红白镇援建方人士介绍，前不久还发生过当地群众围堵援建施工队的事件，因为当时镇里的廉租房工程开建，但农房重建规划还没有出来，廉租房建设占用了宅基地的村民，生怕自己以后被分到一个位置偏僻的地段修自建房。最后规划部门加班加点赶出有关规划，事态才得以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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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震后在什邡市租房居住的红白镇干部告诉记者，每天从什邡坐车回镇里上班时，想到当天繁重的工作和可能出现的新矛盾，心头就特别沉重，老想调头回城里去。
　　这位干部负责红白镇某村的灾后农房重建组织工作。他说，为了保障灾区群众能尽早住进永久性住房，市里压任务、划时限、定标准，但执行过程中又会遇到很多现实困难，必须小心翼翼，经常会感觉心力交瘁。
　　一位受访干部私下无奈地表示，农村灾后重建的复杂程度，比城市重建大十倍啊，尤其是随着重建过程推进，很多深层次问题和矛盾都逐渐暴露出来了，基层干部承担的职责和压力更大。他透露，红白镇村组一级的基层干部，不少都有弃职不干的念头。
　　“地震一年，大家干了相当于三年的活，身心俱疲。但现在到处缺人，想不干也不会批准，只能撑下去。”他说。

经济：压在心头的大石

　　红白镇镇长张晓涛更直言，大地震把红白镇的经济“震”成了一张白纸。
　　除红白镇重建过程中的种种纷扰之外，还有一件令镇主管领导更为头痛的事：灾后经济如何恢复重振？
　　红白镇党办副主任文孝桂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地震之前，红白镇虽地处深山，但论综合经济实力，在什邡市二线乡镇中却排在前列。
　　据统计，20xx年红白镇GDP达到了7.2亿元，镇财政收入1015万元，农民人均年收入达到5269元。
　　红白镇境内拥有储量丰富的磷矿、煤矿和水泥石矿，还有不错的水电资源。国内最大的磷矿企业之一四川省金河磷矿就在红白，从什邡市区有一条专用铁路线通往金河磷矿。20xx年，红白镇工业企业有121家，小水电站14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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