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我稻田里的兄弟

Houy的回答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我进入S21军部，他们对我进行灌输，S21是整个国家的核心和支柱，我们是国家的一只手，面对敌人，我们不能有任何的犹疑。”这个回答符合人们对他们的基本印象。这些人刚刚从农田里上来，腿上的泥巴还没有来得及除尽，当他们突然被赋予了一个神圣的使命，替这个国家清除敌人，这会让他们感到从未有过的自豪，带来那种决绝的冷酷表情。一个人本来意义稀薄的人，突然被充塞进无比崇高饱满的人生意义，这会让他觉得特别神气。

他们仍然习惯沿用“安卡”这个说法。另一位说：“安卡唤醒了我的革命意识，让我意识到对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阶级敌人的痛苦和愤怒。但我参加革命的真实原因，是1970年郎诺集团推翻了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号召他的兄弟姐妹们与游击队会合，共同解放自己的国家。”西哈努克是在北京发出的这个号召。1970年3月18日，美国支持的柬埔寨右翼郎诺集团，乘西哈努克出国访问之际，宣布废黜国家元首西哈努克。3月19日上午，西哈努克飞抵北京，3月23日向中外新闻界宣布成立以他为首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发表了告高棉同胞书和声明。

1970年和1975年是两个不同的起点。最初这的确是被当做一场反美战争而动员起来的。然而到了1975年，轮到红色高棉夺取政权，他们继而将战争延续到了民族内部，危害最烈的是革命队伍内部，这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着一条粗重的传统。事情在某个时刻起了变化。本来追求理想的人们，突然掉转过来，去追求和抓取最为现实的个人利益，但是却继续称自己从事的是全民的利益，或者劳动阶级的利益。

对于那些不同层次的个人来说，当他们一旦进入某种既定格局，他们就要变得适应这个格局本身，服从这个格局，被这个格局所引导，继而从这个格局里产生出新的东西，发展出新的面向和行为。本来也许的确没有个人权力要求的，后来就变得非常渴望，急于或乐于在小圈子里扮演一个权力角色，显得自己分量不同。到这个时候，仅仅用最初的单纯动机来说明则远远不够。源头上的东西经过一系列过渡，已经发展为别的东西，甚至相反的东西。

一个好的格局保留了人们得以上升和升华的空间，而一个坏的格局则把人性中最坏的一面调动出来，他们甚至显得比原先的那个格局还要坏。画家描述了他刚刚进S21时的某些情境。当装运他们的卡车半夜里到达，囚犯们的双腿还处于麻木之中，他们听到了两个年轻士兵欢快的叫喊，“像狼看到食物一样”。囚犯们的眼睛很快被蒙上，一根绳子将每个人的手拴在一处，像牵牛一样牵着这许多人，而周围的卫兵“他们全都在笑”。笑他们的可怜，笑自己的杰作。无疑，半夜里的这种笑声，属于这些人的自作主张，不在“安卡”的计划列表之内。画家将这个牵牛般的场景和尸横遍地的场景，通过回忆又画了出来，令人震撼。

年轻的看守也被看守，也需要写检查。他们的检查这样写道：“党禁止打他们，我们却打了。党让施加一种压力，我们却施加了另外一种。（我们会）不针对政治历史进行审查，而是针对道德败坏、针对女人。”第一句“党禁止打他们”，显然不符合事实，这是写给党看的。影片有谈到他们在审查中遇到“困难”时，上级则指示要进一步施加压力。但是看守们的确承认了存在许多极为恶劣的、虐杀性自选动作。比如针对女囚犯的做法有，将她们带到远离人群的房间里去审问，趁机摸她们的身子或强坚她们，在审问中烧烂她们的屁股。这是男人不会遇到的。而这些人实际上是有可能采取另外一些相反方向上的行为，比如保护这些无辜的女性。对这些已经遭受屈辱迫害的人们，不要来施加他本人的屈辱和迫害。留出良心的空间，也留下日后正义的空间。

有人谈到一位有名有姓的女性：“nay　nan非常漂亮，我喜欢她，也可怜她。但她是敌人，爱上敌人是禁止的。我心里火一样地烧，性欲折磨着我。我非常恼怒不能碰她，不能与她z爱。这让我很生气，我充满了怨恨，于是就打敌人。”这个属于非常恶劣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真正动机在什么地方，但是他换了一个出口来释放，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的原意应该是彻底铲除这种“不健康”的现象，但是他最终收获的，仅仅是人性中最为肮脏、低劣的东西。

“当你把人带走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画家追问。Houy答道：“这期间，每个在这里工作的人，不管多大年纪，都得服从安卡的命令。”画家凝重地说：“我不喜欢听这个‘服从安卡’的说法。如果每个人都只想着安卡，想着纪律，服从和执行命令，那么就是我们世界的末日，公正的末日。不再有理想，不再有人类良知。不再有人类与动物的区别。”

画家也谈到了自己曾经有过的痛苦经历。当他被上电椅，却没有什么可说的，就只有胡编乱造。这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强迫人说谎的法律系统。为了得到暂时的缓解，人们必须撒谎。然而这种欺骗的第一个对象，按照画家的说法，所要过的第一关不是审查官，而是人们自己，即首先是欺骗自己。

审讯官在得到了一些“故事”和“词句”之后，就再也不把他们看作是人，而将他们丢弃。在缺乏食物、医疗的情况下，这些人逐渐失掉了人的形状。画家悲哀地说，这连“杀人”都算不上。如果是“杀人”，所杀的也是一些人，而这些人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将“人”杀掉，其中还有“人”和“人性”的成分，知道自己的对象是谁，而如果仅仅是“灭绝”，那么就丧失人性，或只剩下人性的灰烬了。

三

很少有电影像这部影片令我无法呼吸，如此痛苦，而这篇文章拖的时间也特别长。这是一种无法承受的过去，无法承担的沉重历史。尽管在今天，当年的血腥野蛮残忍已经大白于天下，但是它们仍然让人感到十分晦涩，难以理解，是因为彻底无法接受。

令人痛苦的原因还在于，我们这一代人，目睹了整个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时期。虽然隔着老远，但是诸如“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西哈努克亲王”“波尔布特”这些称呼，令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它们如同那些最初的语言一样，进入我们的耳朵，构成我们当年非常有限的世界的一部分。1970年我跟随父母下放到农村，毛泽东发表针对支持柬埔寨的“5·20”声明，半夜里我敲开贫下中农的门，将他们的孩子从被窝里拎出来，把小伙伴们拉到一条新开的大河边去游行。那天的风很大，天很黑，我们呼喊的口号全被大风刮走了。

1975年红色高棉夺取政权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反常举措，在他们看来正是吸收了中国的经验。1965年底至1966年初，波尔布特来中国，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给他传授了“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尤其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而实际上，等到波尔布特自己能够去做时，则比“中国的同志”更加彻底。将城市居民全部迁到农村，是为了消灭城乡差别；更加极端的还有取消货币、取消商店、邮政和学校，禁止一切传统信仰，实行集体食堂制，所有的人不得在家分灶起火。

残酷清洗的对象不同时期重点不同：早期为郎诺政权旧人员、有产有业者、地主富农、一切专业人士（教师、医生），被认为是“亲越”“亲美”“亲西方”的人们，会说外语便是一种罪过，连戴眼镜的也不放过。知识分子若不能彻底改造过来，那就从肉体上加以消灭。当暴行针对一部分无辜的人们，那么势必扩展到一切人。后来逐渐演变为任何对新政策不满的人们，乃至自己党内军内的高级将士，那些劳苦功高的人们，一概被列为整肃对象，对他们残酷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其他人。

所有这些，是对于当年中国许多荒唐做法的滑稽模仿，并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像这部影片的开头那个兴修水利的镜头，人山人海，红旗飘飘，歌声阵阵，与我们当年所看的新闻记录片没有什么两样。哦，对于那些在逃亡途中死在稻田里的人们，那些在高音喇叭的掩盖下被木棒打昏后又被镰刀割死的兄弟，那些被残暴虐杀的姐妹，作为中国人，是要负起某些责任来的，至少要有一个负责的态度。面对这些冤魂也是面对我们自身。这就是我为什么称呼他们为“我稻田里的兄弟”，他们的姐妹也是我的姐妹。

来源：经济观察网

链接：http://www.eeo.com.cn/2011/1014/21350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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