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摘(绿版)》2017年第12期一期一会(上)

面对与同期出道作家相比，依然屹立在潮头的现状，海岩的说辞有点矛盾。一方面，他希望最好没人理他，同时他又有点得意地回忆起前些年媒体为他举办“海岩剧20年”的场景。“20多年了，我始终在一线编剧的位置上，文学这事儿是难过，不像演员，演个戏又红了，文学是原创，过了巅峰就会沉寂。当时很红的作家，现在都不红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天。”

海岩在工作和生活中是两张面孔，在昆仑饭店，他是威严的董事长；对朋友对儿子，他会变得尖刻，曾有人建议他写喜剧。这缘于他的生父——一个知识分子型国家干部。“我父亲宁丢人缘不丢包袱，得罪了不少人。我吸取了他的教训，说话还比较有分寸感，但我承认他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我就没有他的才华。”

父亲讥笑海岩“聪明绝顶，不学无术”。天下大乱时，父母被关起来，海岩当了几年野孩子，因为生得瘦小，总挨揍。他崇拜力量，带着生存欲望强健体魄，成为游泳、篮球高手，又被单位领导评价“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他上楼从来是一蹦四个台阶，第一次意识到身体不好，是只能跨两个台阶了。他的第一本小说《便衣警察》的手稿藏在壁柜里，父亲发现后讽刺道：“你还能写小说?为了批判看看吧，我不是你爸爸根本就不看这种东西。”第二天晚上父亲敲他的门：“后面还有没有?赶紧拿过来。”听到平生第一个读者不肯说出口的表扬，海岩预感他可能成了。

从部队转业到公安系统，开始刮学历风，口才和笔头都不佳的海岩受不到尊重和重用，很自卑。参选北京市监狱团总支书记时，他在大会上只张嘴不出声，除非只有两个人，三个人他就紧张到不行。当他意识到领导就是“狗掀门帘子——全凭一张嘴”，又把自己锻炼得滔滔不绝，他的才能基本都是靠后天努力得来的。

《便衣警察》发表后，海岩成为公安文学四才子之一，从没文化一下子变成了有文化。公安部搞了学历速成班，分初、高中和大学，海岩得从初中班学起，每个生字抄20遍。《北京市夜校作文选》把他写的《一件小事》选上了，公安部夜校校长亲自操刀修改，改得令海岩极其恶心，从此他再不让别人改他的文字。

不久，他妈妈得了肾病，海岩没时间去夜校，作为公安部的“文豪”，同时又是第三梯队后备干部之一，他逃过了学历风。后来作协为解决知名作家的学历问题，在武汉办了作家班，需要住校两年。公安部批示：此人表现很好，只是工作走不开。于是，海岩到现在还是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

海岩比书斋作者多的是一份生活体验。1976年“四五事件”，他作为便衣被派往天安门观察群众，如果有人写了“反动标语”要跟出场外。那天下着大雨，他们一直守着，领导后来问海岩为什么没有跟出去。他装傻说：“都是文言文，我看不懂。‘扬眉剑出鞘，我哭豺狼笑’，我还以为是革命群众写的。”

三个月后唐山大地震，他是北京抗震救灾先遣队的第一批。这两次记忆都变成了铅字。在部队里他当过炊事员，转业后先后辗转于劳改局、前门大街派出所等部门工作，是白纸坊路口站过半年的交警，在公安部政治保卫处负责抓“反革命”，潜伏在竹园宾馆搜集情报，现在又在一个拥有17万员工的集团当老总。

北京电影乐团团长王立平请他帮忙联系国际刑警，抓捕一名携带意大利小提琴出逃的工作人员。尽管案子没破，还是成了海岩的素材。“我创作的东西都来自于我的生活，只不过是我对生活的积累和记忆，不是对具体事物、人物和细节的记忆，而是对生活规律的判断，对生活情绪和情感、观念的积累。”

在父母眼里，海岩是家中唯一没上过大学的人，干的也是炒菜、端茶的活儿。20多年前，海岩说过：“像我们这种中年人，你要照顾到老的感情，照顾到小的情绪，太累了。”

“我没有宣泄的出口，就是忍着慢慢消化。”别人通过抽烟、飙车、购物来减压，这些方法对海岩都不管用，他也不向人倾诉，只能埋在他编织的故事中化解白天的烦恼。

但他也承认，他得到的最大的尊重来自于他的企业，而不是文化。与其他领导吃饭时，人家夸他写得好。他问：“你看吗?”对方说：“我家保姆看。”从企业界到作家圈，没有人和海岩谈文学。

相比本职工作，写作只占海岩业余时间的十分之一，尤其是近两年。他的写作工具更让人咋舌，他让记者看他的手机，新小说是以短信的形式，只要有一点空闲，比如吃饭时等上菜，他就写一条发给秘书整理。他不像别的作家辗转于灵感枯竭，体力够就没问题。海岩每天能够开始写作的时间不会早于晚上22点，有时他困得意识模糊了，还能继续写一会儿。因此，他常骄傲地宣称，他是中国最勤奋的作家，就像他总结自己的职场成功学秘诀：勤奋+忠诚。对写作，他也有这种本能的责任感。

鲁迅与我七十年

周海婴

我是意外降临到人世的。因为我母亲跟我讲得很清楚，她说当时他们的生活环境不安全，能在上海住10年，是他们想不到的。到上海之前在广州、厦门颠沛流离，这么一个状态下……他们觉得有个孩子不仅带来拖累，而且以后不能良好抚养、教育，甚至还有生命危险，所以他们不想要。我母亲生我的时候，已经是30多岁了，算是高龄产妇，是顺产，不是剖腹产。但是我是被钳子夹出来的。

我生下来之后，父母就没带过我到北京，因此没见过祖母。但祖母总是托人写信来，她常常寄好东西给我，像北京的榛子，比现在的榛子好吃很多；还有她自己腌的酱鸡酱鸭，因为路途远，有时一打开，酱鸡酱鸭发霉了，妈妈只好扔掉，而我觉得太可惜。

我的名字是父亲给取的，“先取一个名字‘海婴’吧!‘海婴’，上海生的孩子，他长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父亲很民主，就是这么一个婴儿，他也很尊重我将来的自主选择。

感觉父亲很和蔼

我在家里，感觉父亲对我，跟普通家庭一样，而且更和蔼，没有大声呼喝，或者是训斥。当然也有他看我不乖的时候，拿一个纸卷起来，轻轻地在屁股上打打，这完全是一个威慑作用吧。

那时候我的许妈她也说孩子要孝敬父亲，不要吵父母。那么我就想怎么对我父母表示孝敬，想了半天，我看见他把烟插烟嘴里头，他年纪大了，50多岁，眼睛有点花了，插的时候有点费劲。既然父亲插得这么费劲，那么我帮他插不好吗?所以我早上上学之前一定走到他睡觉的床前，看见他烟放在那儿，就替他插好。

父亲抽的是廉价烟

母亲对我父亲，她觉得有照顾不够的地方。比如她说看到父亲经常是点了烟之后就随手放在那儿，既然是空烧掉，为什么买那么好的烟?于是父亲最后抽的是比较廉价的烟。

茶叶也一样，有时她泡在那儿，他也没喝。诸如此类。其实再周到、再细致的照顾，总是有不完美之处，这是很自然的。

在我眼里，母亲与父亲之间的感情包含着两种：一种是学生对老师的崇敬，还有一种是夫妻之间的爱护、帮助。我母亲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父亲做了很多事情，抄稿、寄信、包装等等。

我记忆中也没有母亲老远喊父亲的印象，只是有事就走到父亲面前，询问他喝不喝水，或者告之该量体温了、该吃药了，是一种自然的平视的状态。

父亲也是家庭医生

我自幼体弱，父亲在日记中至少有上百次带儿子到医院就诊的记录。父亲曾笑言，扯大这个儿子，自己都要成“二十五孝”父亲了。

我童年时就患有哮喘病，最费父亲心神，每当换季时节发作尤为厉害。儿子的病一旦犯起来，呼吸困难，彻夜难眠。学过医的父亲即便平日谨慎，一般不替人看病或开处方，但在这情况下也充当起家庭医生的角色，解燃眉之急，他为儿子的哮喘病设计了至少四种缓解病症的方法。

有一次，我在和同伴玩耍时敲碎了玻璃，弄伤了手腕。父亲表现很镇定，也不责骂，只从楼梯边的柜里取出外伤药，用纱布替我包扎，裹好之后，仍什么也没说，就上楼了。

父亲在给母亲的信件里也提及此事：“前天玻璃割破了手，鲜血淋漓……”信是1936年9月22日写的，距父亲去世仅23天。

我对朱安怀有尊重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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