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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史（下）,
3、如何认识国民党政权的性质
在分析国民党政权性质时，一要看政权掌握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谁是统治阶级，谁是被统治阶级，因为统治阶级的阶级性质决定着政权性质；二要看国民党的性质，因为政党是近代以来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力量，任何阶级要夺取国家政权，掌握和巩固国家政权，通常需要有本阶级的政党。政党及其所领导的政权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且阶级性是一致的。三要看国民党政权实行的内外政策。因为国家政权性质决定国家职能。内外职能通过内外政策体现出来。国家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实行为哪个阶级服务的政策，这是判断国家政权性质的根本标志。现以武汉国民政府前后两个时期为例，说明分析政权性质的一般方法：
1927年初至4月中旬，武汉国民政府是属新民主主义范畴的革命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主要原因有：第一，从武汉国民政府产生过程看，它是在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形势下，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武汉成为全国革命的重心，在这一客观形势下决定迁都。第二，武汉国民政府是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组成的，而国民党左派在政府中占了绝大多数，共产党人也在政府中拥有一定领导权。第三，从武汉国民政府制定和实施的政策看，符合各革命阶级的利益，如继续北伐进军河南奉军，建立农民政权，工农运动出现高涨局面，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等。
1927年4月中旬至9月，武汉国民政府由革命走向反动，变为资产阶级政权。主要原因或表现有：第一，“四一二”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大权在握的汪精卫等人与蒋介石的立场是一致的，只不过在分共的方式和时间上与蒋不同。早在4月5日，汪精卫在明知蒋介石反共阴谋的情况下，还与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作掩护。第二，武汉政府的政策是反人民的。颁布一系列限制共产党、压迫工农运动和保护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法令。第三，5月17日，武汉政府对反动军官的叛变采取纵容、庇护态度。而发动“马日事变”的许克祥被汪精卫赞扬为替国民解除痛苦的“许青天”。汪精卫的态度是武汉反动集团叛变的信号。4月中旬至7月中旬的武汉国民政府仅仅形式上保留着国共合作的局面，实质上已变为资产阶级政府。第四，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分共”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完全证实了反动政权的本质。
4、对抗战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评价
抗日战争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一次全民族战争。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正面战场和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敌后战场，是相互依存而又相互对立的。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评价，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要根据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不同历史阶段来具体评价。
首先，在抗战初期，国民党战场是积极抗战的。在战略防御阶段，日本进攻的主要目标是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攻势下，国民党政府及军队被迫抗战。国民政府召开了国防会议，进行了军事部署，制定了战略指导方针。调集了200个师的兵力，先后进行了淞沪、太原、徐州、武汉等大会战和一系列保卫战。打了不少硬仗和胜仗，较认真地进行了一系列防御战，涌现了一些抗日将领和民族英雄。这时期的抗战，起了一定积极作用：打击了日军的气焰，粉碎了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客观上为中共建立抗日根据地和开辟敌后战场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全国的团结和进步，有助于全国军民抗日积极性的形成。但从总的方面来看，由于国民党片面的抗战路线和错误的战略战术方针及敌我力量的悬殊，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一再失利，处处被动，形成溃败。但国民党抗战在这一时期主要是积极意义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因为它比不抵抗主义进一步，因为它是带有革命性的，因为它也是在为着保卫祖国而战。”
其次，相持阶段，国民党战场的消极作用与积极作用并存。由于日本侵华政策的改变和国民党自身的局限，国民党的抗日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采取了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在全局态势上实行收缩并趋向保守，在不断制造反共磨擦的同时，对日作战消极，千方百计地避战、观战，正面战场一再失利，大片国土沦丧。还不断与日本进行秘密接触，企图妥协投降。由于其采取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错误方针，一方面降低了其军队在抗战中的地位，还很大程度上起了妨碍和破坏抗战的作用。但是应当看到，日军并未完全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国民党虽消极抵抗但仍在抗日。其积极作用表现于：国民党并未完全投敌，仍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仍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抵抗，还组织了不少大会战。这些会战大多数失利，但也沉重打击了日军；在这一时期，正面战场还牵制着日军在华近40%的兵力，这对敌后战场仍起了一定配合作用；在国际上，国民政府仍站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一边，并以大国身份参加国际会议，派远征军配合盟军作战，这对中国的国际威望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有一定影响的。
再次，在反攻阶段，国民党战场主要起了消极作用。在日军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不仅未实施有效的战略反攻，反而固守其错误立场，导致了豫湘桂战役等一系列溃败，从而大大削弱了总反攻的有利形势。在日军投降后，国民党军队在美国支持下，力图垄断受降权力，独吞胜利果实，并为此积极准备内战，其消极作用是很明显的，
总之，由于受阶级局限和国际大环境的制约，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抗战中始终推行一种两面政策，即“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这一政策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体现。在抗战前期，抗日是主要方面，反共是次要方面，正面战场是主战场；在相持阶段，其政策发生了逆转，但仍是两面政策；到抗战胜利前夕，反共成为国民党政策的主导方面，抗战仅留于口头上。在整个抗战中，国民党一直奉行两面政策，推行了一系列误国政策，给抗战事业造成了过多损害。但基本上坚持了抗战，始终举着抗日旗帜而没有投降日本，这是应肯定的。但其作用，与当时执政党和抗战主要兵力的地位是不相称的；与一心为民族而浴血奋战的中共及其武装力量相比，更是相差甚远。
5、正确认识国共关系及其经验教训
国共两党的关系史，是我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内容。关于国共两党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1924年至1949年，国共两党关系经历了大革命时期的“合作”、土地革命时期的“分裂”、抗日战争时期的“合作”、解放战争时期的“分裂”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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