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册 第一单元 勇于向命运抗争的玛蒂尔德──重读《项链》

也许有人会说，她是被逼无奈呢!她还能怎么做呢?不是的。作为一个“面庞儿好，风韵也好”的美少妇，在舞会上大显交际才能，连“部长也注意了她”的美人．如果她纯粹是一个爱慕虚荣和浮华的享乐主义者，为了还债不择手段，那她想在当时荒淫糜烂的法国中上层社会捞足还债的钱财绝不是无机可乘。她只要愿意(像《珠宝》中的朗丹夫人那样)，她完全不必付出十年辛劳的惨重代价。然而，她“英勇”而毅然地选择了做“苦役”，选择了用辛劳和汗水移开命运设置的拦路大山。勇于承担责任，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残酷的现实命运，真正现实地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不是异常要强、坚韧和有着强烈责任心的人，怕早就跪倒在命运的无情镇压下求饶了。因此，面对“古怪”和“变化莫测”的命运、时有不测风云和旦夕祸福的生活，玛蒂尔德勇往直前，终于以人的主观能动力量对抗了命运的捉弄，这种对命运的正面斗争是自觉的、积极主动的，是充分显示了人的价值和力量的。

不是听天由命，而是执着顽强地与命运作斗争的玛蒂尔德形象与她“爱慕虚荣与追逐浮华”的一面并不冲突，两方面是对立统一的。无需过多地批评传统评论和研究中“莫泊桑对这些小市民的贪婪、向上爬、虚荣心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可笑行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蔑视嘲笑他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仰慕”(杨周翰等《欧洲文学史》)等的观点。因为，从小说本身来看，作者对追求浮华和虚名，向往跻身上流社会的小资产阶级妇女的讽刺是赫然在目，无需赘述的。传统评论一针见血，淋漓尽致地揭示了这一点，是正确的，并不算对玛蒂尔德多么大的冤枉。这也正是传统评论能够雄踞多年，玛蒂尔德作为虚荣的典型一直深入人心的合理化原因。因此，一味否定以往见解，大呼为玛蒂尔德“平反昭雪”未免失之偏颇。但或许恰是因为玛蒂尔德的虚荣和作者的讽刺太日了然了，才使传统评论家们“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忽视了对小说的深层研读和分析，从而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认识不到玛蒂尔德虚荣行为背后的内在心理根源和还债过程巾表现出的坚忍不拔、英勇不屈的可贵品质。事实上，作者通过玛蒂尔德形象流露出的对小资产阶级反抗精神的肯定态度，并不是偶然的和牵强附会的。这种肯定、同情和对玛蒂尔德的讽刺、嘲弄一样，可在作者自身的社会生活经历和创作实践中找到确实可靠的来源和佐证。

奠泊桑出身破落贵族，约有十年的光景一直在海军部任小职员。他亲身参加过普法战争，对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道德沦丧、放荡淫逸、虚伪无耻等腐朽本质有着深刻的认识。其长篇小说大都以上流社会为背景，揭示其丑恶内幕，对资产阶级有产者的道貌岸然、损人利己、冷酷贪婪等丑态予以尖刻的揭露和批判(《漂亮朋友》《温泉》)。同样，对于小资产阶级受资本主义花花世界的浸染所表现出的许多不良习气，如自私、势利、爱慕虚荣，向往豪华享受的生活等与资产阶级上流社会人士如出一辙的思想和行径，他的和鞭挞也是毫不留情的，这类短篇除《项链》外，《珠宝》《骑马》《保护人》等也是色的例证。另一方面，长期作为小资产阶级中的一员，莫泊桑熟悉中下层人民的生存环境、生活状况、思想感情和精神状态等各个方面，对他们的痛苦和愿望有深入的体晤。因此，他对这个阶层的人物虽不免讽刺和嘲笑，却又对他们的苦难深表怜悯和同情。“小说中饱含憎恨与愤怒的痛苦讥关，要比幽默大师的欢笑声更为响亮。莫泊桑像福楼拜一样揭露庸俗习气，并且对备受这种庸俗习气之害者的悲惨孤独处境深深表示同情。”(郭家申泽《法国文学简史》)《项链》正是这一相反相成的思想感情完美结合的典型。

莫泊桑的同情具体体现在他对玛蒂尔德不向坎坷命运妥协，而是顽强持久反抗的充分肯定上。这种强烈的反抗意识不止是玛蒂尔德个人的陛格，而是对当时法国整个中下层阶层人民的思想意识、精神面貌深刻体悟后的真实展现。法国资产阶级在一八七○年九月窃得新成立的第三共和国的权利，又于次年五月血洗了巴黎公社。从此，金融资产阶级为扩大资本输出，获得晟大限度的利益，操纵政府对内强化对劳动人民的压榨，对外加紧殖民主义侵略。然而，压迫越重，反抗越强。七八十年代，是法国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时代过渡的最后阶段，也是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重新崛起的时代。巴黎公社失败时遭受严重摧残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从七十年代后半期就开始复苏；一八八○年法国工人党建立，更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引向新的高潮。在这风起云涌的工人阶级的厦抗斗争白热化的氛围中，《项链》于一八八四年应运而生。长期处于社会下层的小职员的辛酸经历，使作者自身不可能没有反抗的要求；作为一个对时代风云和芸芸众生有着秘极关注和敏锐触角的作家，下层人民的反抗呼声、斗争精神深入作者的意识中，从而在作品中有所反映是自然而然的。正如下文所说，“奠泊桑的民主主义倾向最鲜明不过的表现在他不仅怜悯被压迫者，谴责有产阶级，而且正如我们在《羊脂球》里所看到的，他还力图表现社会下层群众在精神面貌上的优越陛。”(郭家申译《法国文学简史》)

然而，虽然生恬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斗争的年代，并对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深恶痛绝，频频做出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奠泊桑却又力图超脱于政治之上。他明确表示“不愿把自己同任何政党、宗教、派别和团体拴在一起”。这使他不可能正确认识到劳苦大众真正的矛头所向，认识到他们不幸的深层社会根源在于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和根深蒂固的等级差距，从而把玛蒂尔德痛苦和气愤的原因归结为命运安排的不公。这样，玛蒂尔德英勇顽强的反抗也就仅限于对神秘、虚缈的所谓命运的反抗和斗争，而不可能上升到反对意识到的社会制度的高度。事实上，在这里，命运充当了社会制度的替罪羊的角色。但我们又说，尽管莫泊桑笔下下层人物的这种反抗斗争是不彻底的、有局限性的，但他毕竟敏锐深刻地反映出下层人民强烈迫切的内在要求和真实复杂的思想面貌。比之单纯的表现对小资产阶级的讽刺或同情，这种渗透着同情、肯定的讽刺的出场无疑体现出作者艺术技巧的炉火纯青和思想深度的重大提高，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欣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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