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6 23:27:05 浏览次数:228次 栏目：高二语文教案
那种既看不到玛蒂尔德的反抗意识的可贵性，又看轻作者对主人公的讽刺嘲弄，而仅仅凭项链丢失后作者的几句微不足道的议论，就认定小说“夸大了偶然事件对人生的影响，无形中宣扬了宿命论思想”(刘念兹等《欧美文学简编》)的观点只能是挂一漏万。最近两年，更有人认为“奠泊桑写作项链的本意，并不是为了批判谴责金钱万能，以贫富分贵贱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也不仅仅是对小资产阶级庸俗虚荣心理的嘲讽，而主要的在于宣扬世间一切贫贱富贵皆天定，天命不可违逆，企图借美貌姿色、灵活脑筋、高雅才干去抗天逆命只能自食苦果，从而劝诫人们要安于现状，知天认命，不要想入非非，抱有任何超越命运安排的奢望。”(宁子红语)这种把整篇小说解读为鼓吹宿命论，把奠泊桑看做除了一脑子宿命论的顽固思想外别无是处的偏见只能是漏洞百出，不堪一击的。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带有不可知性、偶然性，但这不是宿命论，而是生活的辩证法。作者非但不是劝诫人们要知天认命，不要抱任何超越命运安排的奢望，相反，他对玛蒂尔德的英勇反抗和不甘剧服是给予了充分肯定的。
正是《项链》对讽刺与同情这一对立关系因素的兼容，使小说显示出一种可贵的“包容性”、丰富性和深刻性。这是小说脍炙人口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学史表明，具有包容性的“圆形人物”常常是伟大之作不可或缺的要素。不朽的典型阿Q那多层次的、对立统的性格系统元疑具有博大的包容性。其多重对立统一的复杂矛盾眭格的出场，使读者既感到可笑可鄙，又产生出深重的可怜和哀痛。阿Q性格的这种包容性与作者对阿Q既“怒其不争”，又“哀其不幸”的复杂感情是有很大关系的。正如徐岱先生所言，“作品能否具有‘包容性’，很重要的一电在于创作主体本身是否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胸襟气度。”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他的剧作中，我们处处都能感受到这种胸怀和气度。
“有一种感情，只有莎士比亚在舞台上才加以表现，那便是怜悯，一种对受难者并不带有赞赏之意的怜悯，一种对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怜悯，有时甚至是对卑鄙角色的怜悯。”例如《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诗人普希金在把他与莫里哀的名剧《悭吝人》里的主角阿巴恭比较后发现：“莫里哀的悭吝人只是悭吝而已；而莎士比亚的夏洛克却是悭吝、机灵、复仇心重、热爱子女，而且敏锐多智。”这种人物形象的丰富陛、包容性使得莎剧比《悭吝人》显出真正的审美力度和大家风采。因此，讽刺和同情非但可以不相互排斥，而且可以如莫泊桑的老师福楼拜所指出的：“讽刺并不妨碍同情，正相反，如果分寸掌握得好，讽刺往往也加强了哀戚的一面。”其名作《包法利夫人》正是成功实践这一观点的范例。恰如纳博科夫所说：“福楼拜的小说将讽刺与悲悯相当精妙地融会在一起。”在写作的诸多方而颇得恩师真传的莫泊桑也毫不逊色。短短一篇《项链》中，讽刺越无情，肯定越有力，二者相反相成、相得益彰，显露出深刻、丰富、辩证的包容性，折射出作者深沉厚重、悲天悯人的博大襟怀。这正是《项链》一百多年来仍余音绕粱，魅力永驻的深层思想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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